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喜马拉雅山到底有什么吸引着你?听听他们怎么说

2019年07月16日 07:37 新浪新闻综合

  原标题:喜马拉雅山到底有什么吸引着你?听听他们怎么说

  来源:中国新闻周刊

  那并不是一个刻板印象中落后封闭的王朝,

  吐蕃曾与世界各地有着广泛联系

托马斯·普利兹克( 中) 、玛格夫妇及儿子大卫,2011年摄于西藏。图/受访者提供托马斯·普利兹克( 中) 、玛格夫妇及儿子大卫,2011年摄于西藏。图/受访者提供

  地处甘肃省西北的敦煌,以石窟和壁画闻名世界。1200多年前,敦煌被吐蕃占领,但丝绸之路上的东来西往并未断绝。东方的大唐帝国,中亚的波斯、粟特与正在兴起的阿拉伯,以及南部的尼泊尔、印度,各国商队都在敦煌驻足休息,不同的文化风俗在这里激荡融合,留存于那时人们的服饰、器皿和宗教塑像中,又随着王朝的覆灭而被遗忘。

  “那并不是一个刻板印象中落后封闭的王朝,吐蕃曾与世界各地有着广泛联系。”借用全世界30多家机构的120余件文物,大卫·普利兹克拼凑出他对吐蕃王朝贵族生活的猜想,这也包括他所在的普利兹克家族40多年来的艺术收藏。

  以设立普利兹克建筑奖而闻名的普利兹克家族,在中国敦煌策划了一场“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”。作为策展人,大卫·普利兹克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“于我和我的家人,这个展览是长久以来的梦想。”这一梦想得到了中国国家文物局与东道主敦煌研究院的支持。该院副院长罗华庆说,“我们希望为展览提供一个原始语境。” 

观众参观“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”展品。供图/ 敦煌研究院观众参观“吐蕃时期艺术珍品展”展品。供图/ 敦煌研究院

  东方探险

  “喜马拉雅山到底有什么吸引着你?”这个问题,大卫从未问过他的父母,尽管从他5岁起,每年夏天都会跟随父母到喜马拉雅山探险,不过,这却是他祖父曾问过他父亲的问题。

  1975年,大卫的父亲托马斯·普利兹克与未婚妻玛格第一次来到喜马拉雅山。“我们爱这里的山、友善的人,和这里的文化,那是一次非常棒的经历。”托马斯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。

  与古希腊文化发展而来的欧洲现代文明不同,从克什米尔向东绵延2400多公里到青藏高原南部,喜马拉雅山承载了沿途国家和地区千年来的敬仰和崇拜。在梵语中,“喜马拉雅”译为“雪域”,它的每一处山峰、湖泊与河流都被当地人视为神圣的化身。珠穆朗玛峰在藏语是“大地之母”的意思,而在山的另一侧,它被称为“萨加玛塔”,那是尼泊尔人心中的“天宫”。

  “起初,我们只是想体验另一种文化,但这逐渐成为一种只增不减的探索与热爱。”托马斯说,他和玛格的“超长”蜜月期也是在喜马拉雅山中度过的,他们向北徒步穿越山脉,然后沿着山的东北坡走了800多公里,直到人迹罕至的地方。

  这份耗时的爱好并没有耽误托马斯的主业,他如父亲所愿,接手了家族生意。普利兹克家族在美国的发展可以追溯到1881年,托马斯的曾祖父尼古拉斯,从乌克兰首都基辅附近一个犹太区辗转来到美国芝加哥,最终创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。等到托马斯的父亲杰伊·普利兹克出生时,这个庞大的犹太家族已然实现了他们的美国梦。1957年,杰伊带领家族走向又一个高峰——收购凯悦酒店。如今,这个总部设在芝加哥的凯悦酒店集团在全球55个国家经营着750多家酒店和度假村,市值80多亿美元。

  杰伊与妻子于1979年共同创立的普利兹克建筑奖,每年评选一次,被誉为“建筑界的诺贝尔奖”。在托马斯继任该奖基金会主席后的2012年,普利兹克建筑奖第一次颁给中国的建筑师王澍,令这一奖项从建筑学界走进国内大众视野。

  身兼数职的托马斯从未中断在亚洲的探险。1988年秋冬之际,他与玛格的探险小队迎来了新成员,5岁的大卫第一次来到喜马拉雅山,当时他被放在一个篮子里,由当地人背着走。那之后几乎每年夏天,大卫都会来尼泊尔度假,到十二三岁,他开始参与比较严肃的考古研究工作。

  2000年前后的一次旅行中,大卫和父母在尼泊尔西部一座寺庙中发现了一个隐藏的图书馆。通过测量,他们发现寺庙外围比内部大了很多,但庙里的僧人并不同意把墙推倒,直到他们承诺承担推墙的后果,“包括屋顶和其他地方的修复”。大卫补充说,“结果出乎意料,那里面存放着13世纪的书籍,就像敦煌的藏经洞一样。”

  “在考古过程中,我们逐渐(从文物上)发现东西方之间的联系,它们曾互相影响。”玛格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那时欧美对西方文明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,而对东方文化的研究才刚开始,这些发现激发了普利兹克一家更大的探索热情。

  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的那个夏天,大卫应邀到纽约做一位策展人的助理。随着越来越多的咨询和策展工作,大卫发觉他需要更专业的理论背景,于是重返学校,最终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,主攻吐蕃早期文献和史学史研究。

  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和法国吉美博物馆,大卫研究和翻译了很多来自敦煌的手稿,独自在一个封闭空间连续数小时阅读,“文献研究是非常辛苦的,很高兴我终于又回到了喜爱的艺术世界。”大卫说。直到2017年,他才第一次来到敦煌,但此前已在文献中读过敦煌无数次。

绣狮、鹿、牛和山羊纹以及藏文的带假袖披风。绣狮、鹿、牛和山羊纹以及藏文的带假袖披风。

  吐蕃猜想

  以绛红色和黑褐色为背景的曼荼罗中,厚实粗重的线条描绘出文殊菩萨的轮廓,身体结实健硕,神情庄重。曼荼罗是梵语,译为坛场,外呈圆形。在同时期不同洞窟中,还有另一股风格迥异的壁画,佛像飘逸柔美,轮廓线条轻细,坐下莲花花瓣肥硕,以青、蓝色调为主。

  两种来自不同地区的艺术风格在这组洞窟中并存,这只是东嘎-皮央洞窟的一部分。1992年,西藏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和四川大学组成调查队,在西藏西部阿里地区的札达县发现了这处佛教洞窟遗迹。霍巍也参与了这次考察,他现在是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和四川大学博物馆馆长。

  霍巍在《古格王朝》一书中介绍,公元9世纪,吐蕃王朝崩溃后,末代赞普朗达玛的孙子率部下逃亡到了西藏海拔最高的阿里地区,迎娶当地部落首领的女儿,建立政权,而后,该地方政权一分为三,其中位于扎达的政权便是古格王国的开端。

  东嘎-皮央石窟被认为是古格王朝现存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好的遗址,总数近千座,礼佛窟内绘有佛、菩萨、飞天、佛教故事等壁画,“其精美程度堪与敦煌石窟相媲美。”霍巍说。

  托马斯听闻这一考古发现后,激动不已,多方打听考察活动的细节,并获得中国国家文物局的批准,带着大卫跟随霍巍团队一起到阿里考察。

  “他们一家很能吃苦。”霍巍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他记得,有一次考察用到了攀岩工具。山上不断有飞石滚落,其中一块砸中了大卫的头,鲜血直流,等大卫把血擦干,托马斯镇定地告诉大卫继续向上爬。

  或许因为从小就在喜马拉雅山中徒步探险,当时年仅11岁的大卫脚力明显好于考察团里的大人。1994年,在一次对札达县的例行考古调查中,走在最前面的大卫最先发现了一批佛教石窟遗迹,即“帕尔嘎尔布石窟”,“当时我们开玩笑说,这可以叫大卫窟了。”霍巍说。

  6年后,在汤姆和霍巍的鼓励下,大卫根据这次考察经历写了一篇文章,名为《帕尔和卡孜的宝藏》,发表于香港杂志《Orientations》上,这是一本面向喜爱亚洲艺术的收藏家和鉴赏家的刊物。

  理论上讲,中国学者研究吐蕃文化始于1950年代,“但真正做起来是近三十年的事,从1980年代后期到整个90年代,是考古发现和研究的高潮期。”霍巍解释说,这主要是因为西藏特殊的自然条件与考古技术力量有限,需要区外学者帮助,因此与对中国其他地区的考古工作相比相对滞后。

  近年来的出土文物为还原吐蕃时期生活提供了有力参考。在这次展览中,西藏阿里地区札达县文物局提供了一副2009年出土的动物纹金面具,来自公元2世纪的象雄王国,这个王国存在于吐蕃兴起之前,后为吐蕃所取代。

  唐代史书将象雄称为“羊同”,记载其豪族首领死后用黄金制作鼻眼。“以前我们只在书中读过,现在可以真实地看到,吐蕃人确实大量使用黄金。”霍巍介绍说,这件动物纹金面具上有头冠,人脸部分有五官,与文献记载相吻合。

  “考古发现,吐蕃建构的吐蕃文化是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文化体系。”霍巍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“这是第一次将全球各地吐蕃时期的文物汇聚起来的展览。”

又见敦煌又见敦煌

  在敦煌莫高窟的石窟文物保护研究陈列中心一楼,陈列着这次展览的120余件展品。放在最前面的是托马斯夫妇的藏品,一件吐蕃时期贵族小孩的衣服,红色对襟衫上绣着团窠对鸟纹,配以藏蓝色的裙摆。

  “这是一件东西合璧的小衣服。”霍巍介绍说,圆形的团花式纹样,团花外加上连珠纹,团花里绣着对兽、对狮、对羊或对鸟,这样的纹饰称作“团窠”,来自中亚的粟特,但对襟又是典型的唐装,“这说明吐蕃同时吸纳了唐朝和西方的文化。”

  另一件宁夏固原博物馆藏的鎏金银胡瓶则讲述了一个希腊神话。这件金花银胡瓶腹部由三组画面构成,前面是青年帕里斯将金苹果送给爱神阿芙罗狄蒂,左侧是帕里斯在爱神帮助下抢劫美女海伦,转到右侧海伦已经回到了丈夫墨涅拉俄斯身边。

  这个鎏金胡瓶带着古老的希腊故事跨越千山万水,最后竟出现在遥远的中国北周大将军李贤墓中。有研究者怀疑它是中亚波斯萨珊王朝工匠模拟希腊图像的产物,或是出自萨珊统治下旧属大夏、受希腊影响较深的工匠之手。

  这种难以想象的古老东方与西方的联系就这样隐藏在展览的珍品中。大卫最喜欢的一件藏品是吐蕃时期的神兽鸟鱼纹鎏金银鋬指杯,这个杯子外壁是象征王权的狮子浮雕,杯内的图像颇具意味。杯底刻画了三条小鱼,四周围绕着一圈荷花,四大朵和四小朵交叉排列,每大朵荷花上都立着一只鸳鸯,这些意象可以在唐朝花饰中找到根源。

  三只小鱼头朝内、尾朝外,其中两只还长着人脸,第三只头朝下,像是已经死掉了。“这很像粟特文学中《聪明鱼儿的故事》。”大卫介绍说,传说中,一条鱼发现池水将要干涸,把消息告知其余三条后逃生了。这三条鱼自恃聪明,对忠告嗤之以鼻,最后干死在了河里。留在杯子中的三条鱼,最聪明的头朝下浮在水面,另两条人面鱼则象征着故事里的伪智慧与高傲。

  大卫希望再现吐蕃王室的生活,不过有人质疑,展品中似乎没有吐蕃地区出土的吐蕃时期的王室文物,这些藏品或是来自吐蕃周边地区,或产于吐蕃王朝前的象雄王国及吐蕃之后的古格王朝。

  “客观原因是,出于对藏族人民及其文化的尊重,一直没有对吐蕃王墓进行挖掘考古。” 故宫博物院藏传佛教文物研究所所长罗文华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“通过文物展现吐蕃是非常难的,我们必须要知道需要什么、去哪里找,这也是策展过程中讨论最多、最困难的地方。”最终的方案就是,当把现有的吐蕃周边文化呈现出来时,吐蕃文化也就浮现出来了。

  就像另一件大卫推荐的艺术品,来自瑞士阿贝格基金会纺织品研究中心的收藏,这是一幅长2米、宽1.73米的巨大挂锦,绣着连珠纹团窠对鹿,来自吐蕃时期的中亚地区,但谁也无法证实它曾被挂在吐蕃王室的金帐中。“不过,从这些文物的品级和品质推测,至少都是王室贵族的用品。”霍巍说。

  “展览落地敦煌,也是敦煌作为丝绸之路文明枢纽的责任所在。”敦煌研究院院长赵声良在开幕式上介绍,公元8世纪末到9世纪前半叶,是敦煌历史上的吐蕃时期,佛教这时在敦煌持续繁荣,这段时间莫高窟新建了56个洞窟,续建前代洞窟20多个,融合了中原唐代、中亚乃至印度的风格,是研究汉藏历史文化重要而珍贵的资料。

  一个成功的展览需兼具学术价值和科普性,“对多数参观者来说,不是要让他们借此讨论艰深的学术问题,而是让人们从展品中感受到原来没有体会过的东西,发现到以前忽略的问题。”罗文华说,“这就是这个展览的意义,看到以往很少看到的东西。全世界的教材对吐蕃的历史面貌几乎都没有详实介绍过。”

镶银铜弥勒坐佛、二菩萨及若干皇室供养人造像。镶银铜弥勒坐佛、二菩萨及若干皇室供养人造像。

  开幕式之后,大卫5岁的儿子鲁本,向中国国家文物局副局长胡冰介绍他最喜欢的一件艺术品,那是一件萨珊时期的羚羊头形状的鎏金银来通杯,“把液体从羊的头部倒入后,会从下面的嘴里流出来。”鲁本说。

  “来通”一词源于希腊语,最早被希腊人视为圣物,是专用于祭祀等仪式的注酒器,据说当时人们认为用“来通”杯注酒可以防止中毒,后世俗化成为贵族的奢侈品。

  “我从未教过他,我想一定是我给别人介绍时,他听到了,然后记住了。”大卫对《中国新闻周刊》说,“我的整个成长都与这些历史、文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,通过实地考察,去听、去看、去品味和感受,而不是停留在博物馆中。或许对鲁本来说也是一样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