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本书因在反腐热剧《人民的名义》里被反复提及而大热，《万历十五年》到底说了啥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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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： |
《万历十五年》到底讲的啥？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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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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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格说来，《万历十五年》其实也是一本讲腐败的书，只不过它说的不是一个人的腐败，而是一个帝国的腐败。众所周知，明朝的灭亡正是腐败的结果，而在黄仁宇写《万历十五年》之前，历史学者们常把腐败的账算在木匠皇帝朱由校和“九千岁”魏忠贤的身上。这是典型的“昏君奸臣”亡国论。黄仁宇独辟蹊径，将目光聚焦于万历十五年（公元1587年）这个看似啥也没发生的一年里，向读者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：腐败是大明王朝的基因里就存在的绝症，它的发病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，而且一切反腐手段在当时就证明对其无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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写小说有一个技巧，就是刻意在文中留下一些看似荒诞不经的桥段，引发读者的注意，最终成为打开整本小说深意的钥匙。中外小说大家们这一手法用得都很熟练，比如奥地利的卡夫卡，在《变形记》中就留下了一个小公务员一夜变虫的扣；再比如曹雪芹的《红楼梦》，书中很多季节和时间的“穿帮”，至今仍是红学家们致力于研究的重大线索。
在新近被改编为电视剧的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中，类似的情节其实也是存在的，比如那个看似百毒不侵的汉东政法委书记高育良，最终被奸商培养的交际花高小凤攻陷。幕后大佬知道高育良喜好明史，遂训练高小凤熟读《万历十五年》，伪装成服务员与之接触。高育良发现高小凤竟然懂明史，便对这名服务员刮目相看，最终“毁”了自己。
初看之下，稍微懂点历史学的人，都会觉得这个情节设计得很荒诞。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是一本很严肃的历史书，易读但是难精。笔者大学时代的老师、复旦史地所的姚大力教授，最爱讲的一个段子就是很多人考他的研究生时喜欢自吹读过《万历十五年》，但一问《万历十五年》讲了啥，十个人里有九个支吾半天说不到点子上，可见该书有多难懂。说高小凤临阵磨枪读几遍《万历十五年》，就让身为大学教授还讨了史学家做老婆的高育良“刮目相看”，其难度不亚于让刚背会乘法表的小学生给数学家教高等数学。
周梅森是个老到的小说家，出现如此纰漏，恐怕也是在做扣。而这个扣的关键所在，就在于《万历十五年》到底说了啥。
严格说来，《万历十五年》其实也是一本讲腐败的书，只不过它说的不是一个人的腐败，而是一个帝国的腐败。众所周知，明朝的灭亡正是腐败的结果，而在黄仁宇写《万历十五年》之前，历史学者们常把腐败的账算在木匠皇帝朱由校和“九千岁”魏忠贤的身上。这是典型的“昏君奸臣”亡国论。黄仁宇独辟蹊径，将目光聚焦于万历十五年（公元1587年）这个看似啥也没发生的一年里，向读者证明了这样一个问题：腐败是大明王朝的基因里就存在的绝症，它的发病早在万历年间就已经开始了，而且一切反腐手段在当时就证明对其无效。
古代中国的反腐机制千变万变，说到底无非两途。首选是推动体制改革，根绝腐败滋生的温床。《万历十五年》中，那个“世间已无”但又无处不在的前任首辅张居正就试图走这条路子，他推出“一条鞭法”，通过改革税收体制，减少官员上下其手的空间，又改革官员考核体制，裁汰贪官、庸官，可以说在中国政治改革史上，很少有人像张居正曾经做到的那样成功。遗憾的是，张居正身处一个以人治为根本的国家。这导致了他即便想推动法制改革，也必须依靠人来推行。正如《人》剧中高育良所言，“一把手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，而担子都压在一把手一个人身上，他当然要选用自己信任的人来办事”。而张居正提拔的这个“亲信”，就是接了他的班担任首辅的申时行。万历十五年的申时行几乎整年都浸润在反对者对他是“张居正的私人”的攻击中。于是，申时行的困境就产生了：如果他继续推行张居正的改革，则会坐实“张居正私人”的帽子，最终被皇帝拿下，改革人亡政息；如果他对张居正留下的摊子有所退让，反对者则一拥而上，最终改革也会人亡政息。无论怎么选，在人治社会下试图通过推动法制改革防范腐败，都逃不脱人亡政息的宿命。终于，世间再无张居正。
法制反腐行不通，树立道德榜样，鼓励官员们洁身自好行不行呢？《万历十五年》里也讲了这么个典型，那就是海瑞。海瑞的两袖清风的确很受民众的欢迎，但在官僚系统中，这样的人却是怪物，甚至被当成“白眼狼”。海瑞没考上过进士，理论上连县令都没资格当，是当时的首辅徐阶一手提拔了他，然而徐阶告老还乡后，后任高拱却通过海瑞的铁面无私揪住了徐阶的小辫子，最终把他搞垮了。
伙同政敌斗自己在政治上的恩师，即便有反腐这杆大旗撑腰，在明代也是最为同僚们所鄙夷的行为，不具有效仿价值。所以海瑞在老百姓那里是榜样，在官员那里却是“奇怪的模范”。正如黄仁宇在书中指出：“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，也被人遗弃。这就是说，他虽然被人仰慕，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，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，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。”
张居正式的制度性反腐推不动，海瑞式的道德反腐没人理，这就是大明王朝在万历十五年遭遇的窘境，《万历十五年》一书，实则是一本“大失败的总记录”。失败的根源，恐怕出在明朝的产权上。有明一代，自明太祖朱元璋起，就一直狠抓反腐，官员薪水极低，贪污60两以上即处以剥皮实草的酷刑。但诡异的是，朱元璋同时给自己的子孙们规定了极高的待遇，“朱二代”“朱三代”乃至“朱N代”们可以肆意榨取国家的利益而心安理得。这让明代的反腐失去了意义——如果反腐所节省下来的民脂民膏没有还给百姓，而是落入另一批权贵“皇族”的口袋，轰轰烈烈的改革和反腐，岂不成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利益争夺和权力斗争？这样的反腐又有何正义性可言？
所以，只有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、将财力与精力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政权，才能理直气壮地反对腐败，而这样的反腐也才能成功。不同于明代的反腐，我们今天的反腐之所以会成功，正是因为我们所用的，是人民的名义。（王昱）
文章来源：新浪读书 > 人物往事
今天的每日一问就是这样啦，咱们明儿个再见！
